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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黑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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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兴安岭

任化民 蔻蔻年华 201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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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像条河,生活的道路越是艰险,生命的浪花越好看。”中学时,读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在日记中写下的感想。没料到,命运真的让我的生活道路变得崎岖艰险,大学生成了“反革命”、通缉犯,逃亡大兴安岭,过着野人般的“盲流”生活。十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吉林大学数学系找回落实政策。


往事不堪回首。但在大兴安岭的那段艰险的亡命生涯,却常常勾起我的回忆。这不仅是越苦的越耐人回味,更主要的是,浑厚粗犷的大兴安岭铸就了我生命的根、生命的魂,影响着我全部人生。就是后来我参军入伍,多次立功受奖,参加国庆观礼,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我都想到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它是我登上天安门的主要台阶。


在太平世道,妒忌人的坏人,他们的妒忌心只能压缩在胸内,不能释放;到了坏人当道的动乱时代,人间正气消减,他们的妒忌心猛烈膨胀,便乘机干起原先想干不能干的各种卑鄙的坏事来。狼要吃羊,随便都能找到借口,我无尽的灾难从我的一首小诗开始了。


一九六零年十月五日,农历八月十五,我十六岁,在高中二年读书,农忙假回家秋收。在村北的一棵杨树上用镰刀刮掉一块树皮,在树干上写下了一首诗《回故乡》:“八月秋高田野黄,北雁高飞向南方,雁飞南北为寒暑,我爱故乡回故乡。”“文化大革命”时被我的同乡上纲上线:六零年蒋介石反攻大陆,说我自喻大雁,要飞离北方大陆,投奔南方台湾。无尽的灾难就从这首小诗开始了,公社造反派与吉林大学造反派一联合,我这个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县高考状元,数学系六二级新生第四名,被投入文字狱最底层。


吉林大学数学楼被改为专政楼,关押着二百名牛鬼蛇神。说也巧,关押我的307牢房,恰是我入学时的第一间教室,也是十年后我落实政策走上数学系讲台的第一间教室。同号的还有党委书记刘清,学部委员数学系主任王湘浩,中文系诗人公木张松如, 法学教授贾毓麟,就是一九二零年在北师大给李大钊烈士写碑文的地下党员,外语系主任王昆,物理系书记刘凯,法律系讲师张哲,最小的是我。罪名是“反动学生”。


我曾逃亡一次,被抓回来后又加个罪名“企图叛国投修”,刑罚加重了。老虎凳、灌凉水、烟头烧,我被打得死去活来,昏死在地上,让牛鬼蛇神们像告别遗体一样围着看不服无产阶级专政者的下场。死人的消息经常传来:科研处长张英华跳楼自杀了,物理系朝鲜族讲师金正占跳楼自杀了……专政人员训我:“任化民你也想死吗?那便宜了你!判你十五年是轻的!”我不言语。无论我遭受多残酷的折磨,身心有多痛苦,我都没想到死,也没想到在铁窗里被关押十五年。我没罪,我渴望的是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要为自由而抗争。


六八年十月五日,国庆节期间没提审,同号人吃不了的饭菜都给了我,我身体康复很快。黎明前,我在改造日记上留小诗一首:“清清南湖水晶坟,碧波荡漾掩孤魂。浮萍为伴鱼为侣,阳间难觅此幽阴。”趁看守不备,从三楼厕所窗口跳下,摔在楼后湿地上,幸好没有跌伤。就这样,在其他同学正领取毕业证走向工作岗位时,我逃离专政楼,消失在长春黎明前的黑暗中,去追寻被无辜剥夺了的人生自由。我逃跑了,307号的人们遭了殃。地铺与我左右的刘凯和张哲老师被打得线裤都被血粘在身上脱不下来,说是他俩知道我逃跑迹象而没报告。


比我还快的几百张通缉令贴遍东北三省各地车站、码头、边境口岸。我跑到沈阳,在东北灯泡厂工作的哥哥办公室里都有抓我的通缉令;我跑到哈尔滨,在道里区江上派出所,没见过面的表姐夫一下认出了我,我感到惊异。他用身子挡住我,指指派出所门旁的通缉令,原来我与照片一模一样,很好辨认。这通缉令是吉林大学专政队在吉林日报社印刷的,至今还欠报社二百元印刷费没给呢。我跑到朝阳、赤峰、白城等城市,都无法安身,城里太紧张了。有一次,我在七十多岁的老王大娘家里,忽然街道有人敲门进来,大娘把我藏在日本式房子的小壁格里。大娘左右周旋,才使我脱了险。救我命的大娘今年一百一十岁了还健在,生活自理。每逢过年过节我去拜访他老人家,她都说:“我救化民积德了,活一百多岁。”


于是我改变逃跑路线,从城市转向农村,认为农民善良朴实,能安全些。没想到,农村更难藏,村子小,几十户人家,谁家来个生人,不几天全村人都知道,传到大队革委会就是危险。那年月,人性最卑劣的一面被发扬得淋漓尽致。派别不同、观点不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为敌、同志相残的现象真是司空见惯。农民积存的那点古朴善良也多被邪恶潮流涤荡殆尽。真正善良的人们也很害怕,把善念存在心里而不敢有什么善的行为。


田野里的庄稼都进了院子,我连苞米、大豆都吃不到;过夜的谷码子、高粱垛都没了;天寒地冻,无处藏身。风雨夜,趁着站岗的民兵不注意,我潜回自己家。打虎全仗亲兄弟,上阵全靠父子兵。危难之时方显骨肉亲情。父母兄弟冒着灭门的危险,把老任家历代唯一的大学生藏在地窖里。外面风声紧,搜查一阵接一阵。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一躲就是一年多。多亏我自幼长在农村穷人家,能吃一般人吃不了的苦;也多亏父母给我一个好身体,熬过了那黑暗的岁月;也多亏当时深挖洞、广积粮,弟弟们借着备战挖地道的机会,改造了地下室,搭了火炕,安了电灯电炉。


不能总这样躲在地窖里,给全家人极大的精神压力,在针毡、地雷上过日子,应该到外地去谋求生存。趁民兵看的不紧,在无月的下半夜,母亲摸黑为我做顿饭。我吃不下,父母兄弟无声的哭作一团。父亲再三告诫:到外边再苦再难,也别走下道,别干伤天害理的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母亲也叮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门前我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头,身上带着几个鸡蛋、一把电工刀、一盒火柴,斜出家门,翻过墙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之中,踏上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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